郝堂村的建设经验就是，地方政府出资进行新农村建设，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设计、规划设计和建筑规划设计，让地方政府所花费的财政资源变成了一个具有活力、品质与品位，能吸引城市人来休闲，又能为本村人提供就业等获利机会的新农村，这样的新农村就比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所堆砌起来的、活力不足、难以持续、缺乏品位的新农村有了天壤之别。

  也因此，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时，就愿意请李昌平团队来进行打造。地方政府购买服务，李昌平团队获得收入，同时将地方政府花费巨大财力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打造出品位与活力。当然，地方政府也不只是购买李昌平团队的服务，而是向各种规划、建筑、艺术设计团队或个人购买服务，以打造出好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政府也养活了若干诸如李昌平一类的乡村建设团队。

  不过，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无论个案多么成功，其最严重的问题都在于难以复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示范点的意义。而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规划、建筑等设计，让地方政府打造示范点具有了活力、品质和品位，已达到了一种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的极限。

  因为对城市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拥挤的环境、远离自然的空间等的不满，城市中产阶级向往农村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环境，希望在农村中有一个亲密熟人社会的关系，并且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他们倾心于农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不一定很富裕，自由支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闲暇却十分重要。蓝天碧水、鸟语花香、风花雪月，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冷漠，没有城市的雾霾。

  长久生活在城市中的城里人应该都有一个农村梦，这个农村梦所要补偿的是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一般城市人只是利用闲暇到农村去休闲，与大自然有一个接触；一些比较理想的中产阶级慢慢的开始投身到农村寻找乌托邦的事业中，很典型的是文化学者欧宁等人在皖南进行的碧山建设计划。

  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到农村休闲，甚至有人直接到农村进行乌托邦式的乡村建设，这些都是无妨的。宁愿收入少一点也要到农村享受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或有能力保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地生活，这都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就像选择到名山大川旅游一样，只要你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完成，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在城市的人就一定有更加强烈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生活梦，且城市人有经济能力实现这样一个梦想。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机会到农村去体验自然，享受生活。

  不过，当前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产阶级的乡村生活梦想看起来还有点昂贵，只能由自己支付成本，若他们支付不起成本，也许只能成为他们的梦呓。事实是，国家财政资源还远未充足到要支持城市中产阶级实现乡村梦想的地步。

  反过来，由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还有不确定性，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要返回农村，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农民的返乡权，当前国家采取了限制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盖房的政策。因为国家担心，一旦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农民卖掉房子和宅基地进城失败后，就失去了返回农村的可能。对到农村买房的城市人来讲，他们在农村买房可能仅仅是为了每年有几周时间到农村看星星、看月亮，而对进城失败的农民来讲，他们却可能是失去最后的退路与基本保障。

  其实，最重要的、真正需要重视的、必须作为战略的、唯一正确的乡村建设，我认为是保底式的乡村建设。所谓保底，就是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里的生活的最低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农村原有的秩序难以保持，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进入农村，对于维护农村基本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保底的乡村建设与前三种乡村建设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样一种乡村建设并不指望农村比城市更好，而只是要保证还没有能力或不愿进城的数以亿计的农民，仍旧能在农村里的生活得下去，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退得回来。留在农村里的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预期不如城市中产阶级，但农村生活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有熟人社会，有自己的住房，生活在这样的农村其实比城市贫民窟要强得多，漂泊的城市生活远不如身心安顿的农村生活。

  因此，保底的乡村建设就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一是必须照顾到绝大部分农村，尤其是一般的普通农村；二是以维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国家财政支农资源如何下乡就大有讲究。有一种说法是国家资源下乡不能撒胡椒面，不然就看不到资源下乡的效果，主张集中国家有限财政资源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高标准建设新农村。在某一种意义上，国家资源下乡还是撒胡椒面好，因为撒胡椒面可以让所有村庄都受益。

  当然，如何撒胡椒面是有讲究的，国家资源下乡变成单纯的慈善就毫无意义了。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必须要结合起来：要研究国家资源下乡提升农民组织能力的途径与办法，要充分的利用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中既有的组织资源，要充分的利用农村“中坚农民”与“负担不重的人”的力量，等等。这方面能做的文章很多。

  以上四种乡村建设，只有保底这样一种乡村建设才是当前国家应当重点支持的乡村建设，才是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保障和福利的乡村建设。其余三种乡村建设不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政策更不要将这些乡村建设纳入支持日程上去。这涉及根本的问题，即乡村建设到底是为了谁？为谁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

  在现阶段，只有为占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农民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当前农业获利空间存在限制，农村获利空间存在限制，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以及获利机会主要在城市，所以包括农民要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要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要想富裕，当前最好的办法是进城去寻找机会；而正是大部农民进城去了，才会留下有限的农业和农村的获利机会，为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增加获利空间。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开始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导致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以维系。而当前阶段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且进城2亿多农民工还要依托农村和农业，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子女还在农村，他们进城失败的话，还要返回农村。

  而通过国家资源下乡，以及各种制度设计来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让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仍然能够在农村安居乐业，就使得农民进，可以到城市获利；退，可以回到农村生产生活。城市就业机会多、获利空间大，就有更多农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城市就业机会减少、获利空间小，就有更多农民留在农村安居。

  又正是因为通过国家推动保底的乡村建设，农民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没有破产，农民就不会作为流民流落在城市；反过来倒是，如果城市遇到经济周期导致大量失业，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家乡暂避。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农村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反过来，如果农村失去了保底的生产生活秩序，他们流落到城市，如果出现经济周期和农民工的大量失业，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有大量家庭面临挨饿的危险。而大量流落在城市没有稳定就业的农民群体，一定会在每次危机中成为加剧危机的关键力量和转化危机的根本力量，经济周期可能变成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可能变成政治动荡，等等。看一看当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中国农村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衰落与萧条，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情况。另一个前途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成为修复城市人在城市受伤的休养地。

  从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看，农村的前途整体是衰落和萧条的，因为现在经济机会主要在城市，农民都希望到城市务工经商以获得更多利益，农民也希望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享受到城市生活中的繁华便利以及城市文明。农民是没有乡愁的，他们只有城愁，就是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忧虑。

  只有农民当进城了却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才不得不退回农村，农民进城是希望过上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不是要在城市漂泊流浪。正是农民想进城，在进城，只有进城失败时才返乡，农村也必然变得萧条起来。

  现阶段，城市人试图将农村作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从而既获得城市生活的繁荣与便利，又享受到农村里的生活的宁静与自然，既有城市梦，又有乡村梦，这显然还有点奢侈。若要享受，就必须由自己支付成本。我认为，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实现与大自然更多的亲密接触，甚至让更多的人同时实现城市梦和乡村梦。

  从近期来看，由于中国农村一定会变得更萧条，农村基本秩序也难以仅靠内生力量维系。因此，国家投入资源进行乡村建设，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十分重要。这样一种保底的乡村建设，应该是当前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重心。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完成现代化和城市化，将来就可能有一个逆城市化阶段的到来，那时进城农民都有能力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机会，并因此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就有能力为城市市民提供相对便利的实现“乡愁”的财政能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村里的生活，也可以走入到寻常城市人家。

  当前阶段，中国最大的乡愁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是九死一生的，是要应对各种国内国际危机的，是一点浪漫都没有的。实现这个乡愁，就要为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的普通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从而让中国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现在的危险在于，在乡村建设中存在着一股浓浓的小情调式的乡愁，这种乡愁忘记了当前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具有着强烈的个人情绪。而满足小资情调式的乡愁的乡村建设，则有点过于奢侈了。

  第一，应当将国家主要财政支农资源用于服务于大多数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农民，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不是也不可能让他们在农村致富。以让农民致富为目标的乡村建设都只能是补充性的，是不重要的。

  第二，国家资源下乡一定要重点用于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而不能直接补到农户了事。直补到户的大多数国家资源都发挥不了应当发挥的作用。资源下乡必须与调动农村社会内在活力挂起钩来。比如，成都通过村民议事会来使用国家转移而来的资源，将自上而下的资源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在村庄对接，就可以激活村庄组织能力。

  第三，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组织制度的优势，来适应农村生产力变化的形势，为农民提供最好的服务。例如，正是土地集体所有，有可能使中国农村完全解决困扰东亚国家和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的土地细碎化的问题。

  第四，要注意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推广各种轻简的农业技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辛苦程度，并为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条件。在普遍机械化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就不再需要肩挑人扛，就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干得了，农业生产就如同城市人种花养草一样。

  第五，要注重农村文化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尤其是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每年农忙时间也就两三个月。大量农闲时间怎么样度过，闲暇是否有质量，就涉及农村里的生活质量的高低。建立老年人协会，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是新农村保底的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六，要善于利用各种制度创新来推动乡村建设，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比如，李昌平提出的村庄内置金融，就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通过金融手段来提升农民组织能力的办法，值得所有村庄推广。

  第七，国家要为农村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等，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这方面目前做得总体不错。

  第八，要善于利用农村社会中既存组织资源进行建设，比如可通过传统的组织资源，像广东清远利用宗族资源进行的自然村自治；也要注重利用农村一些家庭负担不重但精力好、权威高、有热情的老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设村庄，像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大量人口进城以后，就给农村留下了一定的从农业和副业中获利的机会，从而在农村产生出了“中坚农民”。这些主要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就是最好的村干部人选和保持村庄治理秩序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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